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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3-28 16:08:33分類:典籍 編輯:赢未來

"鑒前世之興衰,考當今之得失"

在我國曆史上,有兩位著名的曆史學家,因都複姓司馬,所以人們稱為"兩司馬"。就是撰寫《史記》的司馬遷,和主編《資治通鑒》的司馬光。

司馬光(1019-1086年),宇君實,北宋陝州夏縣(今山西夏縣)人。他父親司馬池,官任天章閣(皇帝藏書閣)待制(皇帝顧問)。司馬池為人正直、清廉,這對司馬光有深刻的影響,時人贊譽司馬光是"腳踏實地的人"。仁宗寶元元年(1038年)司馬光中進士,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,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、龍圖閣直學士、翰林學士、禦史中丞等職。

哲宗即位,任過尚書左仆射。

司馬光為何要編寫《資治通鑒》呢?他看到當時沒有一部比較簡明完整的通史,使學習曆史的人感到很困難;同時他為了給封建統治者提供曆史借鑒。于是,他便決心動手編一部"删削冗長,舉撮機要,專取關國家盛衰、系生民休戚,善可為法,惡可為戒"(《進資治通鑒表》)的史書,并确定此書的宗旨是"鑒前世之興衰,考當今之得失,嘉善矜惡,取是舍非"(同上),希望宋神宗借以改進政治,安定國家。

《通鑒》是一部集體編寫的曆史巨著,主編是司馬光,協修是劉恕、劉攽和範祖禹,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。司馬光編寫的書原名為《通志》,神宗即位後,把《通志》改名為《資治通鑒》,意思是"鑒于往事,有資于治道"。由于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同,不想參與政治,而專門從事編書工作,得到神宗的批準,把《資治通鑒》的書局由汴梁遷往洛陽。司馬光等人的編寫分為三個步驟:首先,按年月順序,标明事目,剪粘排列起來,叫做叢目,這是第一步;第二步是把叢目中編排的史料,進行初步整理,經過選擇,決定取舍,并從文辭上加以修正。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觸之處,須加考訂,說明取舍理由,作為附注。由此寫成第二稿,叫做長編;第三步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,考其異同,删其繁冗,修改潤色,最後定稿。

元豐七年(1084年),司馬光主編的巨著——《資治通鑒》終于完成了。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0年),下止五代後周顯德六年(959年),共1362年的曆史,分為294卷,共計300多萬字;另外《目錄》30卷,《考異》30卷。共花了19年的時間,才編成這部巨著,據說,他們摘引的資料和底稿,堆滿了兩大間房子。書未完成,分工撰寫魏晉南北朝部分的劉恕,由于積勞成疾死了。分工撰寫兩漢部分的劉攽,這時已經62歲了。分工撰寫隋唐五代部分的範祖禹,這時雖年僅43歲,也顯得未老先衰了。司馬光此時也65歲了,由于操勞過度,雙鬓霜白,牙齒脫落,用他的話說:"我的全部精力,都消耗在這部書上了。"這年12月,司馬光不顧寒冬臘月,請人用錦緞裝裱了10個精美的匣子,用車馬載着,他和劉攽、範祖禹等人親自押送,從西京洛陽出發,日夜兼程,送往東京汴梁,向宋神宗進獻《資治通鑒》。神宗加封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。司馬光因編纂此書,損害了健康,此書問世時,他已逝世1個多月了。

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,才編寫《通鑒》,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。他把曆史上的君主,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、守成、陵夷、中興、亂亡五類。創業之君,如漢高祖、漢光武、隋文帝、唐太宗等。守成之君,如漢文帝和漢景帝。中興之君,如漢宣帝。至于"習于宴安,樂于怠惰,人之忠邪,混而不分,事之得失,置而不察,苟取目前之佚,不思永遠之患",使"祖考之業"日趨頹下的陵夷之君(《曆年圖序》),像西漢的元帝、成帝,東漢的桓帝、靈帝,都屬于這一類。在司馬光看來,最壞的是那些亂亡之君,他們"心不入德義,性不受法則,舍道以趨惡,棄禮以縱欲,讒谄者用,正直者誅,荒淫無厭,刑殺無度,神怒不顧,民怨不知"(同上),像陳後主、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證。對于亂亡之君,《通鑒》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譴責,以為後世君主的鑒戒。

對于軍事的記載,《通鑒》也很突出,對戰争的描述也很生動。凡是重大的戰役,對戰争的起因,戰局的分析,戰事的過程及其影響,都有詳細記載。如赤壁之戰,淝水之戰等,都是傑出的例證。

《通鑒》也注意關于經濟的記載,因田賦和賦稅是封建經濟的首要問題。因此,它對于商鞅變法,文景之治,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記載。

文化方面,《通鑒》也有記載,就學術思想來說,上至先秦的儒、法、名、陰陽、縱橫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學術主張,下及漢初的黃老思想,漢武帝的獨尊儒術,以及魏晉玄學的盛行都有記載。對于佛教、道教的起源、發展,以及儒、佛、道之間的鬥争也有叙述。對西漢以來經學的發展,典籍的校理,石經的刻立,九經的雕印及流傳,都有較系統的陳述。著名的文人學士及其作品也有記載。史學方面,從《漢書》到沈約的《宋書》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,均有記載。科技方面,記載最多的是曆代的曆法。其他如天文學、地理學、土木建築(如秦代的長城,隋唐的長安城和洛陽城)、水利工程(隋代的大運河)也有反映。

《通鑒》還有曆史評論。一類是屬于司馬光自己寫的,每篇以"臣光曰"開頭;還有一類是選錄前人的評論,開頭都寫明作者名氏。當然,司馬光所選錄的前人史論,都是符合自己的觀點,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。

《通鑒》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。司馬光是奉诏編書的,皇家的崇文院,據宋仁宗時所編《崇文總目》的記載,共列書籍30669卷,是當時全國藏書最多的地方,司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閱。宋神宗又以颍邸舊書2400卷,賞賜給司馬光。司馬光洛陽的住宅裡,"聚書出五千卷",其他協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書。司馬光等人所取材料,除十七史外,凡前代留存下來的史書也無不搜集。對于私家的藏書,他們也多方借閱,如劉恕曾親自去藏書家宋敏求的家中,口誦手抄。可見,《通鑒》所搜集的材料是很豐富的。有人估計,《通鑒》所引之書多達300多種。

《通鑒》是我國一部極為重要的編年史,它不僅給封建統治階級提供了統治經驗,同時它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。比如書中所引各書材料有些已亡佚,得賴此書保存。它全書體例嚴謹,前後脈絡分明,語言文字也極為簡練。這些對後世史學都産生了極大的影響。自《通鑒》出現後,一度中衰的編年史書體裁,才得重振旗鼓,并加以發展起來。自南宋李焘撰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,李心傳撰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》,直到清代徐乾學撰《資治通鑒後編》,畢沅撰《續資治通鑒》,夏燮撰《明通鑒》,無不遵循司馬光所創的義例。不僅如此,由《通鑒》派生出來的袁樞《通鑒紀事本末》和朱熹《資治通鑒綱目》,出現新的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,成為南宋以後流行的史書體裁。因此,司馬光主編的《資治通鑒》一向受到史學界的好評。宋代的王應麟、清代的王鳴盛、錢大昕都有贊語。

錢大昕在《跋宋史新編》中說:"讀十七史,不可不兼讀《通鑒》。《通鑒》之取材,多有出正史之外者,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。昔人所言,事增于前,文省于舊,惟《通鑒》可以當之。"這是符合《通鑒》實際情況的。

《通鑒》也有它的不足和缺點。由于司馬光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,在對待農民起義問題上,其立場與觀點大有問題。它把曆代農民起義均稱為"賊"或"寇"。另外,在體例上也有失當的地方,洪邁《容齋随筆》和顧炎武《日知錄》等書曾提出這一點。如年号問題,在封建社會,一年往往有幾個不同的年号,司馬光隻采用後一個年号,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,這就使讀者對在這之前的年号無從知曉,給閱讀帶來不方便。

這裡還要提一下《通鑒目錄》和《通鑒考異》。《目錄》30卷,仿《史記》年表的體例,紀年于上,列《通鑒》卷數于下;《考異》30卷,說明材料去取的理由。這兩書雖不能與《資治通鑒》相比,但它們互相配合,這樣使《資治通鑒》的體例更為完備,這是值得讀者注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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