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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3-28 06:25:08分類:典籍 編輯:赢未來

"凡物必有合。合必有上,必有下,必有左,必有右;
……此皆其合也"

西漢中期,戰亂頻仍的諸侯王國割據局面基本結束,生産得到恢複與發展,中央集權得到鞏固與加強,出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的局面。适應統一的中央集權的需要,董仲舒的神學唯心哲學思想便應運而生。他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《春秋繁露》中。

《春秋繁露》有17卷,82篇。由于書中篇名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,後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。《春秋繁露》系後人輯錄董仲舒遺文而成書,書名為輯錄者所加,隋唐以後才有此書名出現。我國現存最早的《春秋繁露》版本,是南宋嘉定四年(1211年)江右計台刻本,現藏于北京圖書館。注本很多,最詳盡的是蘇輿的《春秋繁露義證》。

董仲舒潛心鑽研《公羊春秋》,學識淵博,故時人稱其為"漢代孔子"《春秋繁露》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學的著作。

《春秋繁露》宣揚"天人合一"、"天人感應"的神學目的論。認為天是有意志的,是宇宙萬物的主宰,是至高無上的神。《繁露》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進行神秘化的比附,認為天按照自己的形體制造了人,人是天的副本,人類的一切都是天的複制品,這就是"天人合一"的思想。天通過陰陽、五行之氣的變化而體現其意志,主宰社會與自然。草木随着季節變化而生長凋零,都是天的仁德、刑殺的表現;社會中的尊卑貴賤制度,都是天神"陽貴而陰賤"的意志的體現。君、父、夫為陽,臣、子、婦為陰,所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婦的關系就是主從關系。"天子"是代替天在人間實行統治的,君主之權是天所授予的,并按天的意志來統治人民,這就是神化君權的"君權神授"思想。《繁露》還用五行相生相勝的關系來附會社會人事,如将木生火,火生土,土生金,金生水,水生木比為父子;木居左,金居右,火居前,水居後,土居中央,比為父子之序,等等。這樣就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概念——陰陽和五行變成了體現天的意志和目的,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。

《繁露》還大力宣揚"天人感應"說。認為"天"不但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,還密切注視人間的活動,監督正常秩序的實現。如果人間違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,君主有了過失而不省悟,天便會降下災異警告,這就是所謂"譴告"說。

反之,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,天就會出現符瑞。可見,封建統治者與天是相通、相感應的。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,維持正常的統治秩序,就可長治久安。

根據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,《繁露》提出了先驗主義的人性論、性三品說。董仲舒把人性分為三個品級:聖人之性,中民之性,鬥筲之性。聖人之性為純粹的仁和善,聖人不用教化,是可以教化萬民的。鬥筲之性是隻有貪和惡的廣大勞動人民,這些人即使經過聖人的教化也不會成為性善者,對他們隻能加以嚴格防範。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質,經過君主的教化便可以達到善。這三個品級的人性,都是天所賦予的。

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論,是孔子"惟上智與下愚不移"(《論語·陽貨》)人性論的發展。

《繁露》全面論證了"天不變道亦不變"的形而上學思想。

所謂"道",是根據天意建立起來的統治制度和方法,《繁露》用形而上學的觀點加以分析判斷,認為這個道是永恒的、絕對的。它說:"凡物必有合。合必有上,必有下;必有左,必有右;必有前,必有後;必有表,必有裡;有美必有惡;……

此皆其合也。陰者陽之合,妻者夫之合,子者父之合,臣者君之合。物莫無合,而合各有陰陽。"(《基義》)這裡,它承認對立面的普遍存在,具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。但它認為這些對立面之間的關系,主要是協調服從的關系,否定矛盾雙方的鬥争。雖然它承認矛盾的兩個方面的性質、地位不同,但陽和陰雙方,一主一從,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變的,更不能轉化,這是"天之常道"。然而,曆史的發展并非一成不變的,王朝更替時有發生,為了解釋這一現象,董仲舒提出了"三統"、"三正"的曆史發展觀。我國農曆的十一月、十二月、正月可以作為正月(歲首),每月初一日為朔日,朔日有從平旦(天剛亮的時刻)、雞鳴、夜半為開頭的三種算法。

每一個新王朝上台後,都要改變前一個王朝的正、朔時間,這叫改正朔。如果新王朝選擇農曆正月為歲首,則尚黑色;如選擇十二月為歲首,則尚白;如選擇十一月為歲首,則尚赤色,這就是所謂"正三統"。每個正朝都應按照自己的選擇改換新的服色,這叫"易服色"。不管如何循環變化,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和天一樣,是永遠不變的。"王者有改制之名,無改道之實"(《楚莊王》)。所以,"三統"、"三正"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揚"天不變道亦不變"的理論武器,目的是長期維護封建統治。

《春秋繁露》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認識論,是建立在神學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上的,是為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的。人類、宇宙萬物及其變化都是天意的安排,所以,人的認識也就是對天意的認識,隻要認真考察自然現象,或通過内心自省,就不難體會到天意。董仲舒認為"名"反映的不是事物,而是天意,它是由聖人發現的,并賦予事物以名,"事各順于名,名各順于天"(《深察名号》),即天的意志決定人的認識,人的認識決定萬事萬物,完全颠倒了名與實、主觀與客觀的關系,是一條唯心主義的認識路線。

《春秋繁露》大力宣揚"三綱"、"五常"的封建道德觀,為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系的合法性制造輿論。早在春秋時期,孔子便提出了"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"(《論語·顔淵》)的思想,後來韓非發展了這一思想,并為"三綱"劃出了一個明晰的輪廓:"臣事君,子事父,妻事夫,三者順則天下治,三者逆則天下亂,此天下之常道也。"(《韓非子·忠孝》)董仲舒對此加以繼承和神化,第一次提出:"王道之三綱,可求于天。"(《基義》)他說:"天為君而覆露之,地為臣而持載之,陽為夫而生之,陰為婦而助之,春為父而生之,夏為子而養之。"(《基義》)雖然尚未提出"君為臣綱,父為子綱,夫為妻綱"的正式條文,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,待西漢末成書的《禮緯》就把"三綱"的條文具體化了。三綱以君為臣綱為主,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是從屬于君為臣綱的,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君權的統治。

董仲舒在答漢武帝的策問時曾提出"仁義禮智信"五常之道,在《春秋繁露》中又加以詳盡論證。"仁者,愛人之名也。"(《仁義法》)"立義以明尊卑之分。"(《盟會要》)"禮者,……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,而差内外、遠近、新舊之級者也。"(《奉本》)"不智而辨慧狷給,則迷而乘良馬也。"

(《必仁且智》)"竭愚寫情,不飾其過,所以為信也。"(《天地之行》)

三綱五常的倫理觀是漢王朝封建大一統政治的需要,也是中央專制集權制的反映,它在當時維護國家統一和封建制度方面,起過積極的作用。但随着整個地主階級的曆史地位日益向保守、反動轉化,它便成了反對革命,麻痹和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。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個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,所以成了沿續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,在我國影響深遠,危害極大。

《春秋繁露》以哲學上的神學蒙昧主義,政治上的封建專制主義為基礎,提出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思想體系,盡管以後各個王朝的哲學形态有所改變,但這一思想一直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。書中将自然現象與社會問題進行無類比附,得出自己需要的結論,具有很大的欺騙性,影響惡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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