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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3-28 02:31:46分類:典籍 編輯:赢未來

"融貫群言,包羅古義"

《五經正義》是唐代頒布的一部官書。五經指五部儒家經典著作,即《詩》(《詩經》)、《書》(《尚書》、《書經》)、《禮》(《禮記》)、《易》(《周易》)、《春秋》。漢武帝時,朝廷正式将這五部書宣布為經典,故稱"五經"。

自東漢末年以後,戰亂四起,儒家經典散佚,文理乖錯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,國家長期分裂,經學也逐漸形成了"南學"、"北學"之争。再加上儒學内部宗派林立,各承師說,互诘不休,經學研究出現一派混亂局面。隋唐建立以後,為了統一的封建政權的政治、思想、文化建設的需要,亟需整頓混亂的經學,由朝廷出面撰修、頒布統一經義的經書。唐太宗下令召集當時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《五經正義》,因國子祭酒孔穎達年輩在先,名位獨重,故由他負責此事。《五經正義》撰成于貞觀十六年(642年),後又經馬嘉運校定,長孫無忌、于志甯等再加增損,于唐高宗永徽四年(653年)頒行。《五經正義》的卷數,因版本不同,說法亦各異。目前流行的說法是180卷,其中《毛詩正義》40卷,《尚書正義》20卷,《周易正義》14卷。《禮記正義》70卷,《春秋左傳正義》36卷。另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:《毛詩正義》40卷,《周易正義》10卷,《尚書正義》20卷,《禮記正義》63卷,《春秋左傳正義》60卷,共193卷。據《十三經注疏表》(宋紹熙年間黃唐合刊):《毛詩正義》70卷,《周易正義》10卷,《尚書正義》20卷,《禮記正義》63卷,《春秋左傳正義》60卷,共223卷。現在由中華書局排印的重刊宋本《十三經注疏》,其卷數與此表同,此書附有清阮元撰的校勘,易于讀者理解掌握,為目前最佳版本。

《五經正義》為經學義疏的結集。由于經書成書年代早,文字多晦澀難懂,記事又簡略不詳,給後人學習帶來不少困難。于是為經書作傳、注之風便盛行起來,常常一部經書就有各執一說的多家傳、注。《五經正義》就是要從中選出比較好的注本,摒棄其餘雜說,對前代繁雜的經學解釋進行一番統一整理。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難解之處,所以《五經正義》便依據傳、注又加以疏通解釋。可以說,《五經正義》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經的著作。

《詩經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。漢初傳詩的有齊、魯、韓、毛四家。齊、魯、韓三家為今文經學,被朝廷立于學官,設博士。《毛詩》出現較晚,是古文經學,至東漢章帝時才得立于學官,其主要著作為《毛詩故訓傳》30卷,此書為曆代古文經學家所推重。東漢兼通今古文經學的經學大師鄭玄撰有《毛詩傳箋》,為《毛傳》作注。《鄭箋》以宗毛為主,但也并非全部申毛說。其時,他已完成《禮記注》,故為《毛傳》作箋時,常用《禮》注《詩》,還用自己的觀點注《詩》,闡明《毛傳》中不明确之處,或用三家說申毛說,或用三家說難毛說。書成之後,影響頗大,《毛詩》地位日益穩固,"三家詩"逐漸走向衰微。由于《鄭箋》與《毛傳》多有異同,經學界或申鄭難毛,或申毛難鄭,展開了激烈的争論。

南北朝時,北朝兼崇毛、鄭;南朝崇毛,但鄭、毛之異同也是争論的熱點。孔穎達等撰《五經正義》時,調和毛鄭兩家之說,作為《詩經》的注。又用劉焯《毛詩義疏》、劉炫《毛詩述義》為底本,再加疏解,撰成《毛詩注疏》,即《毛詩正義》。

《周易》本是蔔筮之書,充滿迷信色彩,漢代逐漸寝流于谶緯。三國時魏國的著名玄學家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,作《周易注》。書中革除漢儒利用"五行"比附人事,以"互體"、"卦變"來牽強附會、"按文責卦"的弊端,注重領會和把握《周易》中所包含的根本義理。他還用《老》解《易》,以玄理統易理,利用注《周易》而闡發玄學思想,使《周易》面貌為之一新,遠遠高于漢儒解《易》的水平。故唐代撰《五經正義》時,認為王弼的注"獨冠古今",選用其作《周易》的官定注本。王弼的《周易注》中包括《經》的部分,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辭,另有《傳》的《文言》、《彖辭》、《象辭》三部分。其餘《系辭》、《說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雜卦》四部分由晉人韓康伯繼承王弼思想而續注,這一部分韓注被合于王弼注中,收入《周易正義》中。

《五經正義》為《尚書》選取僞孔安國傳為正統注本,遭到後代學者非議。漢初,社會上通行伏生傳《尚書》29篇,為《今文尚書》。漢武帝時,又從孔子故宅壁中發現《尚書》,由孔安國整理獻出,為《古文尚書》。魏晉之際,《古文尚書》亡佚。東晉元帝時,豫章内史梅赜奉上孔安國的《尚書傳》及《古文尚書》58篇,其中有33篇與《今文尚書》大緻相同,另多出25篇。在當時無人懷疑其真實性,至唐代修《五經正義》時也自然選其為正統。至清代,已考定《尚書傳》與多餘的25篇《尚書》均為僞造。《尚書正義》中經的部分即包括與《今文尚書》相符的33篇和僞造的25篇,傳文即是僞造的孔安國的《尚書傳》。故經學家多認為據僞傳疏解的《尚書正義》不足取。

《禮記正義》選用東漢鄭玄的《禮記注》。《禮記注》内容詳實,素為儒士所重,許多人為其疏義。至唐初,尚存有皇侃、熊安生二家。唐修《禮記正義》,以皇侃的義疏為主要底本,以熊安生的本子補其不足之處。

西晉杜預在劉歆、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,撰《春秋經傳集解》30卷,将《春秋》經文按紀年配合于《左傳》前面,并為之作注,是現存最古的《左傳》注本。至唐修《五經正義》,以《集解》之注再加疏解,成《春秋左傳正義》。

《五經正義》本着"疏不破注"的原則,疏解時一般不突破原書的範圍。如《毛詩正義》對《毛傳》與《鄭箋》之異同不加評說,對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斷其是非。《禮記正義》以皇侃、熊安生的疏為底本,每遇與鄭注相違之處,《正義》便務申鄭說,這就難免有牽強附會、曲從注文之嫌。《春秋左傳正義》也是如此,劉炫曾著文批評杜預注的一些錯誤,對劉炫的駁正,《正義》一概加以否定。這樣,承襲原書的某些錯誤,以訛傳訛,或自相矛盾之處就在所難免了。

《五經正義》引用大量史料诠釋典章制度、名器物色,又詳于文字訓诂,為後人研讀經書提供了方便。書中包含有政治、經濟、思想、文化、社會習俗等方面的豐富内容,是研究者的寶貴資料。《五經正義》的撰著過程中,采摭舊文,取材廣泛,彙集了漢魏、兩晉南北朝時期學者的研究成果,故能"融貫群言,包羅古義",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權威性。

由于《五經正義》具有很高的學術權威性,又是朝廷頒布的官書,故士子相傳習誦,不易亡佚。被它選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,得以流傳至今。更由于它收錄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,很多書在後世亡佚,後人全賴此書才得以窺其原貌。

雖然不少人批評《五經正義》在疏解上頗多煩言贅語,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沒。

《五經正義》經官方頒定後,便成為士子習經和科舉考試的統一标準。自唐代至宋初,明經取士,以此為準。以科舉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,是社會的一大進步,《五經正義》順應科舉考試的需要,革除儒學多門、章句繁雜之弊,又折衷南學、北學(偏重南學),形成經義統一的經學,在當時确有不可否認的進步作用和積極影響。《五經正義》的頒行标志着經學史上一統局面的形成,為古代經學發展的重要階段。從此以後,士子誦習儒經及應試,必須嚴格以《正義》的義理為依據,不得另立新論,否則便被視為異端邪說。在思想、文化、學術領域實行如此專制的一統,其結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學術空氣,阻礙了經學的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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